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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缎大襟棉袄(妈)

绸缎大襟棉袄
    今年清明节前,回老家把去世老人的坟迁了,因为村里的坟地处要修一条通往东营的公路。
        虽然我妈已去世二十年,但当打开她的墓穴时,看到当年下葬时放进去的一双棉鞋还很完好,骨灰盒也很完整,可能是因为坟地是沙地,较为干旱的原因吧。
        看到那双熟悉的棉鞋,我眼里已满是泪水,心里是一阵阵的酸楚。
        这些年,我常常很想我妈。
        二十年前的一天,妈在济南我三哥家离世。
        那天下午五点多,我三嫂往家打电话时,妈还跟平时一样接了电话,但当我三哥七点钟回到家时,家里却安静得异常。三哥看到,炉子上,妈刚熬好的稀饭正冒着热气,被子严严实实地盖在她身上,一丝不乱,脱下的鞋子则在地板上整齐地摆着。妈躺着的神态安祥而平静,就跟睡着了一样。三哥叫了妈几声不见动静,凑近看时,发现妈已经没了呼吸。三哥赶忙叫来救护车将妈拉到医院,但为时已晚,一切急救措施对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都无济于事了。
        妈因心肌梗塞离世。
        当三哥打电话告诉我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睡眼惺忪的我听到三哥哽咽着说“咱妈没了”时却没有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三天前我梦见妈去世了,早上醒来忙打电话问候,听到的还是妈明朗的声音,她怎么会突然没了呢?我若是当时能意识到这梦是个预兆,肯定会跑到济南去守着妈。
        第二天,我急忙从濮阳赶到济南,见到的是妈在医院太平间里冰冷的遗体。
       骨灰盒捧回老家,迎接妈的是全家老少滔滔的泪水。在街上,我听到一位大娘说,这种死法是老太太一辈子修来的——我也宁愿这样相信。
        妈在我们家族中倍受尊重,因为处事公道,在村里也有很好的人缘。记得村里有个做小本买卖的大叔,手里比较宽裕,但为人颇为悭吝,谁也不可能从他手中借出钱来。但他唯独对我妈不一样。妈说,有一天那大叔还专门跑到家里去,跟她说:“嫂哎,我这里有钱,你要用就只管拿去用。”妈说起这事儿就乐,感觉自己挺有面子的。后来,妈在急用时还真向他借了钱,并如期还了,还时,那大叔坚决不要利钱。
        妈是我父亲的第三任妻子,这也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我父亲的前两任妻子分别是广饶县稻庄公社闫口村蒋家胡同和张家庄的,二人均死于肺结核。妈在她第一任丈夫在抗战中牺牲后改嫁给了我父亲。她嫁给我父亲前,有好心人劝她:“他家来一个媳妇死一个,你可要想好。”妈回答:“先有吉人后有吉地啊!”毅然来到稻庄公社冯口村,和我父亲结了婚。
        妈是个开明的人,她不相信来世,但却相信她今生的善行会给儿女们带来福分,会给自己带来善终。她跟我父亲结婚后,看到邻里有好几个孤寡老人,便不时地去周济他们。虽然那时她自己家境艰难,但平日里省下来的一捆柴火、一碗面,对不时断炊的老人们来说已是难得的了。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妈关照并送终的孤寡老人至少有四个。我三哥记得,其中有一个是白头发的奶奶,一个是黑头发的奶奶,还有一个失明的二爷,另一个眼睛失明的奶奶三哥只听说过而没见到过。妈将这几个孤寡老人送终后,公社里的人还特意赶到村里向她致谢,说公社里想到没做到的事她却做到了。
        妈是一个经得起富贵也耐得了贫贱的人。我姥娘家在当时的闫口村里也算是个大户人家,住的是深宅大院,有不少田地,在辛店还开着铺子。妈第一次结婚前连灶都没上过。她曾对我说,她嫁到稻庄的王家胡同后第一次做饭,到门外装了一筐柴火却发愁怎么背回家,因为她过去实在没有干过这种活儿。
        其实,这种活儿,不光我妈小时候没干过,我姥娘小时候也没干过。我七舅说,我妈的姥娘家是周家庄更大的财主,姥娘小时候过的日子比我妈还优越。姥娘到了晚年,也只会纺棉花,别的活儿如种地、搂柴火之类根本不会干,所以,在干农活这方面,她也没把我妈调教出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姥娘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白头发老太太,圆脸儿,驼背,拄一根拐杖,面容和悦而慈祥。她临终前几年跟着我妈生活,最后是在我妈家里静静地去世的。那个冬天的早上,我妈起床后,见我姥娘一个膀子露在被子外面,就说:“娘,你看你也不嫌冷。”见姥娘没吭声,我妈就凑近推了她一把,发现姥娘已经走了。姥娘的这种走法和我妈后来的走法是一样的:平平静静,没有任何临终痛苦。
        我二三十岁时,喝多了酒,第二天就特别想喝点小米粥,但我发现我妈对小米粥好像没什么兴趣,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小时候那叫白饭汤,天天喝,最后就喝得不愿意喝了。那时候你姥爷家在吃饭时就专门有人在大宅院吆喝‘开饭了!’外头的人听了就叹气说‘你看人家财主家,都是按时按点儿吃饭。’那时我还很纳闷儿,不就是白饭汤嘛,这有啥眼馋的!可是不知道那些人家常常是连白饭汤也喝不上啊。”不过,尽管我妈不太愿意喝白饭汤,每当我在前一天晚上喝醉了时,第二天她还是会早起给我熬好。现在想来,有妈这么给做饭的日子真是幸福,而在当时,自己却感觉不到这些。
        这次回老家迁坟,二哥、三哥也回忆了很多关于妈的往事。张家庄我有个舅,早些年,每当过年过节一定会来看我妈,平日里也时常来家走动,整天对我妈“姐姐”“姐姐”地叫着,和我妈特别亲。这个舅对我们兄弟姐妹也特别好,但我知道这不是亲舅,只是具体情况我弄不清楚,就向三哥询问。三哥说:这是咱父亲张家庄那第二任妻子的兄弟,他姐姐去世后,咱妈嫁了过来,咱妈算是他的“替头儿姐姐”。他父亲没能力养家,他母亲又瘫痪在床,他在家里缺吃少穿的,咱妈就叫他过来照顾着他。他呢,也帮着咱妈干农活。咱妈属于财主家的小姐,干农活不行,比如割麦子吧,别人都把一畦麦子割到头了,咱妈顶多能割到一半儿。再比如挣工分吧,别人挣七八分、挣十分时,咱妈也就能挣五分。所以,那个舅过来也帮了咱妈不少忙。
        二哥又补充说:那个舅当时来到咱家时11岁,咱妈就出钱供他到稻庄读私塾。后来,他19岁那年,上边来人叫他去当兵。咱妈看到当年跑出去当兵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就跟那个舅说:“你还是回张家庄吧。要是从我这里当兵出去了,万一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不好跟你父母交待。”那个舅临走前,咱妈把家里仅有的一辆手推车送给了他,又送他两个装白菜的大包,从地窝子里给他搬上了一车白菜,叫他当个本钱,做个生意。那时的手推车可是家里的大件儿,相当于现在的小骄车。
        去年春天我回老家时,听说那个舅身体不好,我就跟妻子说:“我得去看看那个舅,他那时对咱妈特别好。”其实,除了看望那个舅,我还想从舅身上找回点儿关于我妈的影子或痕迹。我去时,舅正卧床,见了我,硬是挣扎着起身,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小名儿,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了一种特别温馨的情感。
        我妈最爱吃的是鱼。有一天,她到张家庄我那个舅家去,舅专门跑到集市上给她买了好多面鱼,妈下午回来说:“今天光吃鱼就吃饱了。”鱼,那个年代还算稀罕物儿,但舅见我妈去了,舍得拿出钱来给她买她最爱吃的东西。
       后来,妈来濮阳帮我看孩子,当时,油田的生活供应挺不错,单位分的鱼、肉、蛋都不少。尤其是皇甫农场养的罗非鱼,单位常常分,不分时也容易买到,我妈挺喜欢吃。另外,她还爱吃白条鱼和小鲫鱼,平时,我妻子在市场上见到后也常给她买回家。我妈做这些小鱼的方法是:将鱼洗净后放面里一滚,到打好的鸡蛋里一过,再下油锅一炸,然后炖成鱼汤,出锅时加点香菜末。这样炖煮并调味后,鱼汤跟鱼的味道都变得非常鲜美。后来,妈跟我说:“现在都吃得不馋鱼了。”这话让我想起来心里比较欣慰,毕竟,我让妈吃了不少鱼,总算在她生前尽了些孝道。如今,要是在街边碰上卖白条鱼的,妻子常会来一句:“这种鱼她奶奶最爱吃。”她买了后,我也常常跟她说:“按她奶奶的做法做吧。”妻子如法做出的鱼,已得到我妈的真传。吃这种炖鱼,对我来说,是对妈的一种怀念。
        张家庄我那个舅还有两个弟弟,我们喊二舅、三舅。解放后,我妈看到不打仗了,就劝二舅去参军。二舅复员后成了家,去了黑龙江虎林县定居。我在济南读大学时,二舅曾带着二妗子和他们的一个女儿从东北跑到济南看我妈,并带去了蘑菇、木耳等很多东北特产。她女儿那天对我妈说:“俺爸爸在家里经常对俺兄弟姐妹们说,‘你们以后可不能忘了你姑,没有你姑就没有你们。’”事后我问我妈二舅怎么这么对孩子们说,妈说:“他这话,是说重了。我也没帮他多少忙,那时,他家孩子多,穿不上衣服,我就帮着给孩子们做点儿衣服啥的。”透过这些事儿,我不光觉得我妈心善,也觉得我的舅们都特别好,虽不是亲舅,但跟亲舅一样。
       我的大姐夫对我妈也特别好,当年,我妈在我们冯口村住时,他三天两头儿去看我妈,说起话来,“妈”“妈”地叫得特别亲。我妈去世时,大姐夫嚎啕大哭,成了泪人儿。
        其实,这个大姐夫不算是我的亲姐夫。因为,大姐与我是同母异父。妈的第一任丈夫牺牲后改嫁给我父亲时,并未将大姐从稻庄带到我们冯口村。但大姐与大姐夫当年时常来我们村走动,在我看来,这个大姐和大姐夫就跟亲的一样。那时,大姐的一个叔叔是新华社驻毛里求斯、比利时的记者,不时从北京给大姐寄东西,其中就有一些画报。三哥说,当时那些画报纸张、印刷质量都挺好,大姐也带到妈家里让大家看,看完了,妈就拿来剪鞋样子。那时的农村,找张一般的纸都不容易,能找到这么挺括的纸自然当成个稀罕物儿。
        这个大姐先于妈几年去世,她去世时,妈已有了心脏病。三哥听到大姐的死讯时怕妈受不了,就没让人告诉她。这样,妈直到临终也不知道她第一个孩子已经没了。
        在济南,还有个四姑和我妈很亲。当年,四姑和四姑父单位都不错,日常生活中,粮票、布票什么的能攒下好多,不时给我妈送些来。那时,我父亲已经退休,三哥刚到济南接班,我妈又没收入,我还在读书,家里过得非常拮据,但四姑的接济,解决了家里不小的问题。那时,四姑也时常叫我去她家吃饭,每次去,四姑都要做一大堆好吃的。
        因为我从出生就没有跟着妈一起生活,对一些家庭关系也闹不太清楚,见这个四姑对我们这么好,就以为这个四姑是我的亲姑。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只是跟我们同村,论辈分我喊姑。她年轻时家里穷,没有住的地方,我妈就请她住到我家里,后来她感觉和我妈特别说得来,二人就成了要好的姐妹。她找四姑父时很是犹豫,因为四姑父长得不算好,还比较黑,但我妈见四姑父那人老实可靠,就劝说四姑接受四姑父。四姑听了我妈的建议,结婚后和四姑父日子过得特别好。所以,总是忘不了我妈。
        也许是因为我妈有过优裕的生活,对财产之类看得并不重。土改时,我家的南屋已被充公,妈见大势如此,干脆自己做主把家里的十亩地也全部捐了出去。那是我爷爷一辈子挣下的家产,他见我妈把土地全充了公,心疼得死去活来,但因为当时爷爷已年老力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对我妈的做法也无力制止了。
        但即使我妈将地全部捐了出去,家里还是在划成分时被划为富农。当时,村里来了“四清”工作组,要求地主、富农都去扫街,我妈坚决不去,她态度很强硬,理由也很充分:“俺是改嫁过来的,俺的元配是烈士,他们老冯家的好日子俺一天也没过上,凭啥叫俺去扫街?” 工作组听了这话,没再难为我妈。我妈也始终没去扫过一次街。
        妈在当姑娘时生活优裕,初嫁后生活幸福,但改嫁给我父亲步入艰难的生活后并没有抱怨。过去的好日子她早已放下,面前的艰难她勇敢地担起。我记得妈曾经给我说起过一件小事儿:当时二哥、三哥和我的两个姐姐还小,家里没啥吃的,她就团了些菜团子,但孩子们都咽不下去。她转身看到旁边有头蒜,就拿来蒜臼子砸成蒜泥,又往里加了点儿清水和稀,向孩子们吆喝:“有好吃的了,有好吃的了!快来吃啊!”菜团子蘸上蒜水后,难闻的气味被盖住了,我哥姐他们一口气把几个菜团子吃完。妈后来每当说这事儿时都兴高彩烈的。
       妈经常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困境。她说有一次为躲鬼子,和大嫂钻进了柴火垛中,等鬼子过去,她们俩从柴火垛中钻出来,见彼此的身上、头发上粘了一层柴草,看起来十分狼狈,就互相望着对方哈哈大笑起来。
       我大哥是我父亲和闫口蒋家胡同的第一任妻子生的。父亲认为我大哥没了娘很可怜,就格外疼爱我大哥,家里也叫我大嫂主事,可能是为了让大哥的心理平衡一下。我大嫂的两个女儿和我二哥、三哥及我的两个姐姐年龄相仿,这么多孩子常常因为吃饭的事发生矛盾。我二哥和姐姐比较老实,但我三哥爱和大嫂顶嘴,大嫂便对我三哥有了老大的意见。我妈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常常在吃饭时拿根棍子把我三哥打出家门。
        但我三哥成家立业后并没有怨恨我大嫂,我记得三哥上班后,从济南回来或在大嫂去济南时,经常给大嫂买身衣服买双鞋的。我问三哥:“你那时因为大嫂挨了咱妈那么多打,怎么不恨大嫂啊?”三哥说:“她都那么大年纪了。”
        妈从不迷信。但她曾讲过有人给她相面的事:有一次她和大嫂在济南千佛山下,见一圈人围着一个相面的人,就挤过去看。那人见了她俩,就指着大嫂说:“你的鼻子长得好,你中运好。”又指着我妈说:“你的下颌长得好,你老运好。”妈晚年每当说起生活中的舒心事儿或对当下生活感到很满足时,常会把这个相面的故事讲一遍。
        妈不信鬼神,所以在“鬼神”面前表现得也比较硬气。老家的人认为,黄鼬能够附在人身上。过去的农村,也常出现人“被黄鼬压着”的灵异现象。这“被黄鼬压着”的人,会变成另一个死去了的人的声音,用此人的口吻述说此人生前的一些事情。有一天晚上,村里我一个大爷突然意识混乱,说话的声音完全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着那个女人过去的事,举手投足也全成了那女人生前的样子。他家的人吓坏了,赶忙请我妈过去。妈见了我那大爷,厉声道:“人有人住的地方,鬼有鬼住的地方。你不在鬼该呆的地方好好呆着,跑到人住的地方来干啥?还不快走!”那大爷听了我妈的话,瞥了我妈一眼,声势低了下去,仍用女人的声音怯怯地说:“你这个人这么厉害,俺不跟你说了!”妈数落那附身鬼(或压人的黄鼬)之后,那位大爷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神志。
       我二姐记事时,家里经常没吃的。有一天二姐饿得直哭。妈问她:“哭啥?”二姐就抽搭着说“饿”,妈一听生了气,训斥她:“说啥不好你单说‘饿’!”拿起个煤铲子就要打二姐,二姐含着眼泪仰头望着妈高举着的铲子,却不敢哭出声,妈举着的铲子最后也没有落下来。我这次回老家,二姐跟我说些话时,我心里也酸酸的,妈当时是处在怎样的艰难中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二哥回忆说,当时他们几个孩子在家里吃饭都是抢。我姐姐比较懦弱,经常抢不过我的两个侄女。妈看在眼里,就在我姐姐四五岁时送给了我的一位堂叔。这个叔叔当时在村里当会计,家里生活好一些。
        叔叔婶婶没孩子,姐姐来到叔叔家后,相当于成了这个家的独生女,这边的生活条件自然比在我妈那边要好。有一天,二姐到姐姐家玩儿,看见姐姐啃着一个金黄的纯玉米面饼子,简直馋坏了,姐姐掰给她一点,把她香得不得了。如今,四五十年过去,二姐说起当时那饼子的香味,还是记忆犹新。
        有一次二姐生病,妈问她想吃什么,她不敢说想吃好的,就跟妈说:“给我烤两块地瓜干吧。”当年贫困至此。
        妈跟我说,她生我那天的深夜还在厨屋剁菜,刚把一大乌盆菜剁完我就出生了。厨屋里啥东西也没有,她就把我放在了一堆柴草上,看到旁边有把生锈的剪刀,就随手拿过来把我的脐带剪断。转身看了看,见没有被子、单子之类的东西可以用来包我,而我当时又浑身水唧唧、滑溜溜的,她就展开衣服大襟,一把将我抓起来放到大襟里,这么兜到了屋里,告诉我大嫂:“孩子生下来了。”我大嫂闻言这才赶忙起身去给我妈烧热水。
         我出生时,我大嫂的儿子已经两岁,一直由我妈带着。妈生了我后怕家里孩子多养不活我,也可能顾虑大嫂对她的看法,便在我一个月大时也送给了那个叔叔。这样,我和姐姐就一同生活在了另一个家庭里。叔叔、婶婶就成了我和姐姐的养父、养母。
        妈曾告诉我说,我有个五姥爷会测八字,她生了我后,有一天把我抱给五姥爷看,五姥爷说:“咦,这个孩子长得有福气。”妈说:“我已经送人了。”五姥爷说:“那我给他测个八字吧。”测完说:“这孩子还有跟人的八字哩。”
       我姐姐二十五岁那年结婚后,担心我那多病的养母无人照顾(那年我约七八岁),内心抑郁成病,跳井死亡。我妈痛不欲生。张家庄我那三舅为人过于老实。那段时间,除了别的亲戚前来安慰我妈,三舅也常常过来陪伴我妈。他什么话也不会说,但他能感觉到我妈的痛苦,就那么静静地陪着我妈坐着,只是静静地坐着……
        我姐姐死后,我妈才明白过一个道理来,说:“啥东西都能送人,就是孩子不能送人啊。”
         我家和我妈家只隔着一条街,我长大后,也时常到我妈家去。一天,我到我妈家玩儿,一进门,看到妈拿着半个白面糖包子正要吃,见了我,就笑着说:“还是你腿长。”说完,就把那半个包子递给了我。白面糖包子那时很少见,我接过来啃着,感觉又香又甜。
        因为我小时候没在妈家成长,也没像我三哥一样挨妈的打。只是我二十来岁时,我妈象征性地打了我一次。那天我和妻子吵架,我妈跑过来,二话没说,随手抄起一把雨伞照着我的头和背就“啪啪”地打起来。妻子见我妈打我,气立马消了大半。事后,妻子回过神来,感觉上了当,就和我妈开玩笑:“你这个老太太真会摆架式,那天,雨伞举得倒是老高,落下去却那么轻。”妈笑着说:“俺的亲儿子,哪能真打!”现在想起这事来,我一直觉得挨的那次打很幸福。
        妈的一生,多是在为全家的衣食操劳,也没有对儿女进行特别的管教,但她对儿女有一个期望。我很清楚地记得妈曾经这么对我们说:“儿女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远的,才是有本事的;待在父母跟前的,多半是没出息的。”她希望我们越飞越远,越飞越高,至于成人后在不在她身边,她倒不在意。
        妈从小就对八路军特别有好感,十几岁时,她几次要出去参军,但我姥娘坚决不让,因为我妈是她的独生女。姥娘的理由是:“你一走,另一边的人来了会抓了俺去打。”当时,八路军、还乡团、国军、土匪正在那里“拉锯”:今天你来了,明天他来了。这边的人来了,就把跑到那边去的人的家属抓去痛打。我姥娘太怕遭罪。有一次我问妈:“你当年为啥说要去参加八路,不去参加国民党呢?”她说:“看着那些八路文文范范的,待人好,国民党行事儿不像个样子。”
        我想,我妈对她的第一次婚姻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从她的口里,听到的全是她对那个家庭的赞赏。她出嫁的那年是17岁,夫家是稻庄王家胡同里的一家王姓人家,这个胡同参加八路军的人特别多,故又称八路胡同。三哥听妈讲过,妈当时的丈夫是八路军的一位军医,那时他身边有一个班的警卫。但现在三哥想起这话又有些疑惑:如果只是一名普通军医,怎么能有一个班的警卫呢?也许她丈夫向她隐瞒了自己的职位,也许妈没有弄清丈夫的实际身份(在那个年代,不向亲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说得过去),也可能妈当时的叙述有误,比如,那一个班的警卫也许是护卫医护人员和伤员的,并不只是护卫她丈夫一人……可惜妈在世时我们都没有详细问一下这些情况。当时,县里的一队日本鬼子有三挺金口机枪(据说金口机枪在连续发射时枪口烧不坏),妈丈夫所在的部队夺来了两挺,于是招致鬼子的报复。他们派出大队人马开始扫荡,将这股八路围困在了东营八大组的芦苇荡里。当时,妈的丈夫骑着一匹马撤退,人高出芦苇,目标明显,不幸中弹。他带的那个警卫班的战士也被鬼子赶到芦苇荡冰冷的水中,全部牺牲。
        我父亲生前爱打太极拳,七十二式杨氏太极曾连续打了三十多年,有几年一直对我妈感叹:这么多孩子也没有学打太极的。遗憾自己的拳艺没有继承人。我到济南读书后对拳脚产生了兴趣,在学校跟别人学了套长拳和一点拳击皮毛后对拳术上了瘾,就跟着父亲将他那套杨氏太极学完,并坚持打了几年。这拳讲究心到、意到、气到、力到,年近八十岁的父亲缓缓地打完一套得用两个半小时。我没有他那样的耐心,打完这一套顶多用半个小时。
        父亲在济南有个拳友叫贾珍,常到洛口我家里找我父亲玩。贾珍阿姨住在将军楼里,是个大高个儿,人也很漂亮,面色红润、白皙,保养得很好,一看就知道家庭条件不错,我刚到济南读书时见过她一次。记得当时贾珍阿姨一见我就高兴地说了一句:“哎呀,这孩子这么帅气,快过来叫我抱抱。”对我很喜欢的样子。跟贾阿姨拥抱时我还很不好意思,因为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礼节,所以非常不自然。
        妈说,有一次贾珍阿姨来家聊天,妈无意中说起了前夫的往事,贾珍阿姨听了一拍大腿:“嗨,那时我就在东营八大组打游击,跟你家老王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从妈嘴里听到的谈话内容只有这些。但我推测,那天她跟贾珍阿姨谈的肯定不会只有这么几句话,肯定会详细问及她前夫的更多事情,那些往事肯定也会在她心里掀起一些波澜,但她们谈的具体内容我当时没有细问,妈也没有再提。
        三哥刚到济南上班时因为出身农村而备受歧视。有一次和同事发生冲突后,他的两位领导跑到洛口我们家里,有点对着我父母问罪我三哥的意思。我父亲出于生意人“和为贵”的处事态度,一直给那两人陪不是,并不断顺着来人说我三哥的不是,我妈见了父亲的样子便发了火,喝止了父亲:“你光知道说自己孩子的不是,他们没有错吗?”自己接过话茬直怼那两人:“你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农村人,农村人咋了?比你们少什么?”并不断摆事实、讲道理,给我三哥争情理,堵得那两人无话可说。事后,那两人对我三哥说:“你妈好厉害啊,真不是个一般的老太太。”
        妈原来在王家胡同的公公应该是位很有涵养的老人,三哥见过他,说他看上去慈眉善目,文绉绉的。我记得妈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细节:她刚进门时不会做饭,菜里该放多少盐也拿不准。有一次,她公公吃饭时尝了一下菜,觉得太淡了,但怕当面说出来会让新媳妇难为情,就转过身去,压低了声音悄悄告诉旁边的人:“你再往碗里加点儿盐吧。”但妈到底还是听到了,体会老人的如此用心而对老人生出了更多的敬意,对这个家也更加满意。
        妈嫁到王家后曾跟着公公和丈夫识字,后来,能读书了,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老师。能识字的妇女,当时是很少见的。我读大学时,有一天带一同学到洛口的家里去,那同学看到我妈在读《水浒传》就特别惊奇:“啊?你妈还认字啊?”
        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同学劝我去看医生,我就跟他说:“不用,回家叫我妈看看就行。”那时,病了,想到妈,到妈身边去,我就觉得有了依靠,得什么病都不怕。
        我妈的婆家,应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家,老人比较开明,可能也懂医术。妈嫁过去以后,曾经跟着公公婆婆学过一点医道。
        二哥清晰地记得,妈曾救活过村里的一个孩子。当时,那孩子生出来后,没有呼吸,也不会哭,他家人便急忙将我妈喊去。妈一看孩子浑身发紫,便知是出生时羊水灌进了呼吸道。她随即一手提起孩子的脚倒过来一控,另一手拍打了孩子的后背几下,只见那孩子嘴里流出了些脏水,随后“哇哇”地哭出了声,身上的紫色也很快褪去。后来,那孩子长大后,他妈就常告诉他:“你这条命还是你这个奶奶给的。”
        二哥还记得,当时,四围八庄里常有人抱着婴儿到我家,让我妈看看孩子有没有“风”。我妈就通过用手摸孩子牙龈的方式来诊断。有“风”的孩子常常有些呆,说话也晚。但“风”到底是什么,二哥也说不清。
        我推测,妈当年可能是学了一些儿科的诊疗知识。或许,她的公公婆婆是儿科医生。
        我七舅说,妈在王家胡同生活时还当过妇救会长,那时,七舅是他们村里的儿童团长。
        人生无常,富贵也无常。日后艰难的生活使妈变得坚强起来。妈改嫁给我父亲时,父亲还在济南做生意,她就和大嫂一起在老家挑起了全家八九口人的生活重担,照顾常年卧床的公公,拉扯未成年的孩子,躲鬼子,避土匪,身劳心瘁却永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等孩子长大就好了”,这是她永恒的信念。有一次,我给妈数算了一下,经她手看大的孩子就有二十几个,除了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她的孙子、孙女、外孙、我侄女的孩子等一大堆。我说:“妈,你拉扯这么多孩子烦不烦哪?”她说:“拉扯孩子还烦?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件高兴的事啊!”在妈眼里,孩子永远是她最大的财富。有了孩子,她什么都可以不要。
        妈在亲戚朋友里面是德高望重的人,她住到哪里,每逢年节,大家都把过节的钱寄到哪里。我们从邮局把钱取来,送给她时,她从来不接这些钱。她认为,对老人来说,有了满意的儿女就不需要钱。
         妈一辈子没攒下钱,晚年,她到济南跟着我父亲生活,临出门,把家里的存款共计八块钱交给了我二哥,那是全家所有的储蓄。
        但是,说那是“所有的储蓄”也不完全对。因为,妈毕竟还存了点老物件儿。我妻子第一次上门时妈就给了她两块用红纸包着的银元,我妻子当时坚持不要,妈温和地说:“拿着吧,是个玩意儿。”妈在每个儿媳妇进门时或孙子、孙女出生时都送两块银元,但等到我女儿出生时,妈已经只剩了一块,在我女儿满周岁那一天拿出来送给了她这个最小的孙女。我女儿小时候,妈看到她笑或哭时,右耳前面会出现一个小窝儿,就说:“前藏粮,后藏糟啊。”意思是,那窝儿出现在耳朵前面,意味着孩子将来有粮食吃;要是出现在耳后,就有可能吃糟咽菜了。妈是我女儿出生第七十六天后从济南来的濮阳,一直把这个最小的孙女看到八岁。
       如今,我妻子一直珍藏着妈留下的这三块银元,以及当年妈包银元时用的那一小块红纸。有一天,妻子又拿出那三块银元,我看到,那包银元的红纸,历经三十多年、七八次搬家,已经非常皱巴、非常破旧了。妻子说:“这红纸也很有纪念意义啊,得好好存着。”说完又将红纸和银元郑重地包了起来。
        妈本来就是一个乐观的人,经历了前半辈子的艰难,到了晚年,更容易知足。我们兄弟姐妹非富非贵,家境也算不上优裕,但即使这样也已经超乎妈的生活理想了。易知足,就乐观。乐观的老人往往更容易赢得大家的爱戴。有不少人说,婆媳关系根本不可能处好,但我何时听到这话何时反对,因为,我妈就跟几个儿媳妇都相处得特别好。我觉得,当婆婆的宽容乐观、德高望重,婆媳关系就偏不到哪里去。
        如今,我的侄子、侄女们开着车在路上跑时,就常常感叹:“要是我奶奶现在活着就好了,开车拉着她兜兜风,她该多满足啊!”这些孙辈们对奶奶,也是充满深深的怀念。妻子如今坐到我女儿开着的车里时,也不时遗憾:“看,你奶奶把你看大也没能坐上你开的车。”
       我女儿六岁时,攒了一铁盒钢镚儿。有一次我妻子带她到济南去,临行就叫她抱上了那个盒子,说:“到了后用这钱给奶奶买斤茶叶。”到济南后,我三哥从铁盒里面数出了三十块钱的钢鏰儿,给我妈买了一斤茶叶。这是最小的孙女儿对老人家的一次孝敬。
    我现在住的这个家里有一个飘窗,冬天,满窗的阳光。妻子常常为此感叹:“要是她奶奶活着,窗下给她铺个褥子,再给她放个枕头靠着,在这里晒晒太阳或做个针线什么的该多美。”
       我三哥则遗憾:“可惜咱妈在世时,没带她出去逛逛。”妈生前,对儿女们为她做的任何事,都会念念不忘。要是早年能带她外出旅游一下,她不知会高兴多长时间。只是那时还没兴旅游,我们也没这个意识。
        最后十几年,母亲一直跟着我们兄弟三个生活。说是“跟”我们住,其实是在帮我们照顾孩子。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妈也老了。年迈的她仍然保持着在艰难岁月里养成的勤劳品格。她住到哪里,就把针线活带到哪里。我们上班后,她在家也很少闲着。平日里,她跟家里的亲戚们和我们的同事、朋友们要活计,为大家的孩子们做棉衣。冬天来了,我们孩子身上和我们的同事、朋友甚至同事的同事、朋友的朋友孩子们的身上,不少是我妈亲手缝制的棉衣。手逢的棉衣比买的毛线衣暖和——妈始终这样认为。前一阵子,我妻子收拾橱柜,翻出了一件棉坎肩,便自言自语:“这还是她奶奶亲手给我做的。”我们结婚时,妈叫三哥专门从青岛买了绸缎,给我妻子缝制了三四件棉袄,这些棉袄,妻子至今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衣柜里。
        死亡,是每一个人人生的终点。对待死亡,妈是坦然的。“南山哪有不老的松啊!”这是妈自从有了心脏病之后常挂在嘴头上的话。孩子们都已成家,最小的孙女那时已快十岁,妈认为她的责任尽得很圆满了。她去世的前一年,让我三嫂给她买了布料,自己做好了寿衣。不知妈是不是有预感,去世的当天下午,她自己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板板正正地躺在了床上。脱下的内衣则打了肥皂泡在了盆里。凳子上,是妈梳下的几根银发。在医院的抢救室,医生也感叹:“这个老太太好干净啊!”到最后,妈留给人们的都是一个良好的形象。
        她去世那年,我三十四岁。在那之前的八九年里,妈多半跟着我在濮阳住,那时,我觉得妈有些唠叨,常常把往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我特别想听一下妈对往事的唠叨了,却已永远不可能了。
        我女儿在两岁多和八岁左右时,我曾用录音机录下过几段妈和我女儿的对话,但前几年我再想找那几盘磁带听听妈的声音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是我的生母。
        这次迁葬的有四位老人:我的生父、生母(我妈)、养母(我娘)、大爷,另外还有我大哥和大嫂。
        我和三哥回家迁坟前,二哥已请人在新坟地挖好了墓穴,所以,整个迁坟过程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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